又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春运。

　　说起春运，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次春运购票经历。虽然已过去20多年，但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回味一番。

　　父亲当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在第三野战军某部南征北战。解放初期，部队驻防大上海。后来，母亲从广西农村老家来到上海，和父亲结婚，成了随军家属，此后就有了我。再后来，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嘉兴，母亲也参加了工作，接着我又有了弟弟和妹妹。

　　一眨眼，父母亲离开广西柳州附近的农村老家，已有40多个年头了。老人总会时常念叨：“唉，什么时候能回老家一趟，就好了。去走走人家，串串亲戚，修修祖坟，看看家乡的变化。毕竟岁月不饶人，老啰！”

　　尤其是父亲，经常向我回忆起儿时家乡的情景和亲人，饱含深情地对我说：“我们那儿的山是那么高，水是那么清，人又是那么好……”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不管工作再忙，也要陪父母回一次老家，以实现老人的心愿。

　　想想简单，可真要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只有在春节，老家的人才会齐聚一堂，只有春节是最好的时机。可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南下北上，春运大迁徙已经凸显。嘉兴位于长三角富庶地区，当时的密集型传统工业已经高度发达，前来打工的外地民工兄弟姐妹特多。他们的思乡情结、团聚心情，比我父母亲还要强烈，毕竟他们的父母、子女还在家乡。到了春节，是一定要回去和亲人团聚的。如此，我购买车票就成了一个挠头的大难题。

　　起先，我是托了铁路上的几个熟人，但回答都说办不了。因为排队买票的人实在多，作为铁路员工，有制度和纪律，不能违反制度和纪律“开后门”私自卖票。

　　碰到这样讲原则的熟人，我也就没辙了。

　　父母亲思乡心切，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怎么办呢？只有放下那“斯文”的架子，去挤在民工兄弟的队伍里，排队买票了。

　　那天傍晚，我草草地吃好晚饭，急忙赶到火车站，在数百人的“长龙阵”尾巴后加个数。排了不多会儿，就听前边的人说，到广西柳州的车票已经没有了，要买的话，只能等第二天早晨了。

　　既来之，则安之。我心一横：坚守“阵地”，索性“战斗到底”，直到把车票买好才算完！

　　那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冷，售票厅也没有空调。我环顾四周，只见售票厅内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购票的数列纵队排得可真够长。操着南腔北调的民工兄弟，或挑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或拎着装有嘉兴土特产的网兜，排在“长蛇阵”中。他们有些是只身一人，有的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打牌“斗地主”。有的在地上铺着报纸吃喝起来，一口土烧酒，一口猪头肉，脸上满是幸福感。女同胞则是互相询问着一年的收入怎样，家中孩子近况如何，等等。有的购票者是老乡们组团“作战”，一起为抢购返乡车票而参加这场“春运战役”。“组团作战”的，分工倒是十分精细。他们轮流排队，累了去旁边坐一下，换人过来，过一会儿再轮换，还有人负责买饭。有些民工兄弟，买票时还带了个小板凳。

　　春运购票排队的壮观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也可能是我事先估计不足，也可能是太性急，当时，我只穿了一件并不厚的皮上衣。时间一久，只感到浑身上下冷飕飕的。到了晚上十点左右，冷得更是够呛，浑身有点打战，不断地跺着脚，想暖和一些。

　　这时，妻子出现在我的眼前。她胳膊上挽着一件棉军大衣，笑着说：“我知道你排队买票会冷，叫你多穿一点，你就是不听。你看，冷得像个‘冻死鬼’吧！喏，我给你把棉大衣带来了。”

　　我穿上棉大衣，身上顿时暖和起来，但心里的暖和，更是无言以喻。

　　妻子回去后，我也在地上铺了张报纸，紧紧地裹着军大衣，准备通宵熬夜。

　　下半夜两三点钟，原先喧闹的售票厅安静了下来，起先喝酒打牌的几个民工兄弟，鼾声打得真响。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售票窗口终于开了，但我的心里还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总在担心车票不知有没有，是否能买到。

　　真是上苍保佑。轮到我买票时，正好还有两张卧铺票、一张坐票。两张卧铺票正好给年迈的父母，让他们在车上舒服一点。坐票虽然要辛苦，但也没事，毕竟自己的年纪不算大，身体尚好。

　　到了返乡的那天，我陪着父母亲，带着回老家分送给亲戚朋友的大包小包，拥挤进人流，艰难地上了绿皮火车，开始了20多个小时的漫漫春运回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