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荐读
作者：陆明 邵洪海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关于本书】
本书是介绍秀洲区江南小镇历史典故、人物、特色风情与风俗的散文著作，内容涉及秀洲人物故事、景色风貌、民风民俗、水乡风物等，在深入挖掘历史底蕴的同时，融入了实地走访的观察和思考，突出了日常生活的情味。
教育家张印通
张印通铜像 庞艺影供图
张印通题字
一
秀洲区洪合镇将洪合镇中心小学更名为印通小学。有一回，我到朋友那里，看到他在为印通小学精心刻章。这是值得好好庆贺的事，说明张印通先生的教育思想、对教育的感情和对教育作出的贡献，还被人们记在心中。
张印通，字心符，1897年生于（嘉兴）泰石乡（编注：今洪合镇）张家湾，比同乡周问寰大一岁。他出生的第二年，梁启超等联合百余举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张印通到了上学的年纪。他与乡里的同龄人一起进入新办的泰石桥小学念书。泰石桥小学是其父张庭华和乡亲们一起创办的。张家之前家徒四壁，张庭华带着全家男女以织绸为生，起早摸黑地干了数年，家里渐渐宽裕了。看着村里的孩童无处上学，张庭华思量再三，极有远见地号召乡亲们齐心协力办学堂。泰石桥小学就是在张庭华的带领下筹建起来的，也成为当时乡村里较早的新式学堂。
张印通没有辜负父亲办学的苦心，从小喜欢读书的他，从泰石桥小学毕业后，考入嘉兴县立第一高小，之后又考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其前身最早为鸳湖书院，明朝崇祯年间知县李陈玉所建，是现在嘉兴一中的前身），从此张印通和相差一岁的同乡周问寰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两人，一个在外为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立足长远；一个在内保境安民，帮助乡亲们谋福利——解决眼前实际问题。一远一近，一文一武，为的却都是心中的理想，可谓殊途同归。泰石桥人在为这两位同乡感到骄傲的同时，都知道他们还有相当的缘分：解放后，周问寰家的四合院被安排做了泰石桥小学的校舍，这在当时比其他农村小学的校舍要好很多。冥冥之中，周张两家又汇合在为家乡后人作贡献的道路上。
1917年，张印通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省立二中，受到计仰先校长的器重和鼓励，于1918年报考官费留日。此时与妻子新婚不到一年的张印通，为了心中的理想，在得到家人的支持后，远赴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是现在筑波大学的前身，在当时国际影响力很大，很多优秀的中国留学生也在这个学校学习。张印通在东京师范学校学习时受到很大触动：日本虽然军国主义势力不断膨胀，但对教育却依旧十分重视。回国后，他即投入教育事业，先后在浙江省立二中、二师、江苏松江女中做教员。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张印通建立起“教育救国”的信念，他提出：“改进社会，振兴民族，以教育为最重要之工具。”心中有所想，便义无反顾。此言几乎是他献身教育事业的誓师词。一日为师后，他在主观上便再也没有放弃过教育，放弃过学生。
1931年，张印通担任浙江省立二中的校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局势紧张起来，但真正使嘉兴陷入危机的是“七七”事变。很多学校在慌乱中停办解散，部分学生随家人投亲靠友，四处逃难，整个嘉兴陷入一片混乱。张印通考虑再三，决定暂时把学校迁到相对偏僻的新塍。新塍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躲避战乱的人前来隐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水路交通方便。澜溪塘和严墓塘可以通往铜锣、湖州方向，乌镇塘则可以通往杭州方向。印通先生选择新塍作为学校暂时迁居点，想必也考虑到了后路。果不其然，在新塍上课刚刚“满月”，日军重兵就从金山卫登陆。虽然大家都明白嘉兴遭受侵略不可避免，但金山卫登陆还是突发性的，日军选择大家还在睡梦中的凌晨，以大雾为掩护，以压倒性的兵力强攻上来。面对局势，张印通校长当机立断：“南迁。”虽然经费不足，前途未卜，但逃亡总比等着被残杀、被奴役好。由于时间紧迫，他无暇顾及在泰石桥的妻儿老小，只托人捎口信嘱咐妻子带领一家人到湖州的新市相会。1937年11月11日，张印通带着两百多名师生匆忙离开新塍，踏上流亡之路。11月17日，三架日机轰炸新塍镇，当晚有小股日军潜入新塍，残杀居民十多人。11月19日，嘉兴沦陷。二百多人逃亡，而且都是稚嫩的学生。
按照文字记录，打开地图察看张印通与师生的南迁路线，可以看到队伍是从新塍镇上的河道进入澜溪塘，一路向西南方向行进，经过乌镇、练市、含山，到达新市。此时，张印通的夫人带着四个子女也匆匆赶来相会（其母不愿离开家乡，没有同行）。张印通带领队伍走在最前面，根本无暇照顾跟在后面的他们。夫人本身多病羸弱，最小的孩子才四岁，一路赶得很辛苦。队伍从新市再次启程，经过塘栖古镇继续向西南进发，过了余杭，便是临安。水路断头了，张印通带着师生们在於潜上岸，做短暂的修整停留。因为时时想着学生的学业，他在於潜安排师生上了两个礼拜的课，不曾想背后忽传杭州沦陷，炮火已经炸到了脚后跟，队伍不得不再次南行。屋漏偏逢连阴雨，此时张印通的夫人忽然病重，卧床不起。在两难抉择下，他走到夫人病床前，哽咽着说：“我必须先走了，希望病好后能赶上相会，万一不行，后事我已托人妥办……”张夫人此时也明白，自己的丈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家的家长，而是这二百多师生的大家的家长。
队伍再次出发，张印通率领师生又步行经过分水、桐庐和建德，于1938年元旦到达兰溪。在兰溪小住三日继续步行前行，为避敌机轰炸取小道绕过金华，再沿公路经过永康、缙云、丽水，终于到达目的地——浙南山区小镇丽水碧湖镇。
这一走六七百公里，为避开日本人的迫近，还要兜好多圈子，实际距离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一走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除一小半路程坐船之外，一大半是靠步行完成的。而且这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是一支由十四五岁（有的甚至还要更小）的学生组成的队伍，绝大部分孩子从未离开过家乡和亲人。一路上，他们像一群晚启程的候鸟，跟着他们信赖的张校长，跋山涉水，饱经寒霜，在路上度过了一整个冬天。对于他们而言，这无异于一次长征。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也在队伍当中，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我们才十二三岁，每天要步行七八十里，餐风露宿……走不动了，就唱支歌……”
更让人揪心的是，因为南迁仓促，没有时间筹集经费，要维持这么一支队伍的日常开销，还要添置抵御寒冬的衣物，实在困难重重。这些，学生们是不太清楚的，而作为“家长”的张印通校长却暗自心急如焚。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时任国民党苏浙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淞沪前线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因为长期驻扎嘉兴，佩服张印通校长的为人，在得知情况后，派遣参谋送来一千元大洋，以资助师生们渡过难关。张印通当着全体师生的面收下这笔钱，并保证以后在大家的监督下节约使用。
到达碧湖后，原国民党省政府把已陷于敌手的杭嘉湖地区七所公立学校合并成立临时联合中学，分设高中、初中、师范三部，张印通被推任为高中部主任。后来，三个部独立成为临时联合高中、联合初中、联合师范三所学校，张印通任临时联合高中校长。一切总算安定下来，令人欣喜的是，张印通的夫人病情好转，与子女一同赶到碧湖与先生会合。
二
张印通先生的家乡要把小学名称冠以先生的大名，想必是要继承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想和教育责任。张先生的理想，自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就以办好教育为己任一以贯之。他的教育思想更是广博、深邃。1986年，南湖畔嘉禾饭店隆重举行张印通先生纪念会，期间出刊集子《纪念张印通先生》。通读全集可以从他的同事、学生、亲人和乡亲的叙述中，了解先生的思想于一二。本文的很多事例也参考了这本纪念集。
在所有教育思想中，我个人觉得先生的“生本”思想是其基石，也是他在言传身教中贯彻得最为彻底的。“本”乃根本，教育的根本就是让朝气蓬勃的学生受到教益，而不是抛开，甚至嫌弃。
在逃亡途中，张先生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除嘉兴中学的学生外，他还设法收留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在张校长眼里，只要是落难的同胞，不管是不是嘉中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
在教育过程中，张校长宽严结合。一方面他对学生极其严格，比如学生一律穿校服；男生不准留长发，女生发不过耳际；除佩带符号外，并有臂章表明学号……他对学业抓得也非常紧，即使日机袭击碧湖时，学校也没有停学，只是决定每天早晨提早开饭，若警报一响就带着自己的行李、荷包饭疏散校外，在树林里自修，待日落后再回到学校，晚上上课。这种跑警报的学习生活，汪曾祺先生曾在《跑警报》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述。汪曾祺把“跑警报”写得妙趣横生，张校长带领的学生也没有喊苦。这些在抗战过程中深受磨难的人，很会苦中作乐。
另一方面，张校长又是宽容学生的，他始终为学生的后路着想。武侠大师金庸在联高时涉及过一件“壁报事件”。学校有一个任学生自由编写的壁报，金庸因在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以乱喷毒汁、大眼吓人的眼镜蛇形象讽刺严苛的训导主任，遭学校开除。张校长惜金庸之才，通过同学的关系，帮助他转学到衢州中学，使金庸先生没有辍学。
除了维护金庸，张印通校长还为另一群学生辞去了联高校长职务。1942年春，日军多次侵犯浙南，占领金华，丽水危在旦夕。学校得从碧湖镇迁往更为偏僻的海拔六百多公尺的南田村（今属文成县）。南田村是瑞安、青田、文成的交界处，交通虽然封闭，但小气候好，是高山平台，有“大旱不绝收，大水不漂流”的环境。这里又是刘基的故里，民风好，而刘基庙又给办学提供了现成校舍。当时，其他学校都收到了国民党教育厅发的搬迁经费，唯独联高没有收到。学生们很激愤，把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屋子给围了起来。随后教育厅张贴布告，用“思想偏激，行为不轨”罪名开除为首的几名学生。张印通校长想尽办法，顶着压力给这几个学生发了“肄业证书”，为他们离开联高后，继续有书可读，提供了条件。
为了这次争执，张校长不得不引退辞职。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做事情的出发点也是不同的。作为校长的张印通先生始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把教育办好，把学生培育成才。有学生回忆在从碧云镇搬迁至南田村路上困难重重：学生生病，日机轰炸，食物紧缺。一天傍晚，师生们被张校长唤到小溪边的草地上，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位为教育呕心沥血的校长流着眼泪无比伤心地说：“我印通一生致力办学，办到这个结果，简直办不下去了。”这番肺腑之言，足见其对教育的赤诚之心。
张印通校长是有更广博的心的，他宽怀地容纳着学生，所以在与学生讲话时，有句口头语：我们要好啊……
三
纵观张印通校长整个南迁的壮举，其目的是要把学生保存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所以当部分学生因为各种事件，遭到学校开除时，他会想方设法地进行保全；当其他学校的学生流离失所时，他会伸出援助之手。
回过头来看，他为国家保存了最有潜力的一股力量，是相当了不起的“抗日”行为。怪不得经过桐庐时，与刚英勇参加完淞沪会战的57师师长阮肇昌相遇（57师在淞沪会战伤亡惨重），阮师长无奈又赞许地说：“张校长你真了不起，带回了一个营；我只带回了一个连。”
带回来的一个营，需要怎样的教育，在张印通校长的治学细节里可以看到他的原则：立学先立人，立人重骨气。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全面窥伺中华民族。1936年9月18日夜晚，学生已熄灯就寝，张校长突然下令紧急集合，全校师生汇集大礼堂。他激愤地说：“五年前的这个日子，也是这个时候，日寇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学生们被他讲得热泪盈眶。在当时的环境下，“骨气”就是不奴颜婢膝，不忘记国耻。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因为耻于“东亚病夫”的称号，张校长在安排教学之外，特别注重体育锻炼。除早操、课间操外，每天下午还要增加一个小时的课外运动。
“七七”事变刚发生时，日机袭击嘉兴机场，战机起飞迎战，不幸被日机击落。张印通校长不顾安危，跑到现场，拾回几块飞机残骸。他要把这些残骸带到学校，让师生们记住日寇侵略中华的罪恶。他常说：“现代之战争，战场不在郊外，而在学校。”
身为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不向日本人低头，不做汉奸，在当时是所有“骨气”之首。因为精通日语，张印通校长不是没有遭到过骚扰和威逼。1943年，他在辞去联高校长后，因为要侍奉老母亲，一直默默地安守在泰石桥。当地日伪保长上门征收苛捐杂税，张家没钱交税，被保长训斥，逼张校长出来为日本人办事。张校长为了躲避日伪的纠缠，偷偷跑到濮院一亲戚家的店铺内，设卖香烟和火柴的小摊，低调过日，不与日伪有任何联系。
除了注重气节之外，学生的学业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南迁途中利用一切机会让学生复课，在碧湖镇让学生边跑警报边学习，都是很好的例子。同时，张校长也为学生们挑选了一支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有人说：“张校长选教师，比人家挑女婿还认真。”国文老师胡宛春、何植三，数学老师章克标，英语老师王哲安（王国维的弟弟），化学老师杨次联、何斐纯，生物老师陆志光等都是学科上响当当的老师。可以这样说，抗战时的联高，是张印通校长千难万难转移出了一群千里马，也是张印通校长为这群千里马寻找到了一批伯乐。
严肃治学，并不表明是死读书。联高同学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不单是演戏，还有正音学社的歌咏、乐器演奏，成立绘画小组（设有画廊），编辑刊物等，甚至还有联高同学排演《茶花女》，面向社会公演。
事实证明南迁途中阮师长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张印通校长带出来的学生，不仅能文能武，而且能歌善舞，日后有很多都成为栋梁之才。
在师生眼里的好校长，在当局眼里却并不一定是。
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山里的薄雾将送行的人群软软地围住。天气已有几分凉意，张校长脱下往日身穿的那身黑布制服——他要求学生穿制服，自己也带头穿——换了一身旧长衫，在全校师生的围绕下，缓缓地走着。当即将走到通向山脚的路时，张校长突然转过身来，含着眼泪微笑着说：“同学们都回去吧，好好继续学习，将来不做大官，要做大事……”学生们很多都哭出了声。张校长的这一语足以道出他全身心投身教育的真正宗旨。学生们不肯回去，最后推选出数十人继续护送张校长下山。行船远去，还不愿收回目光，南田村的整座山上传来联高的校歌：
“苍山挺秀，瓯水萦清，在碧湖集青年之一群，锻炼体魄，整顿身心，相期救国与救民……”
四
1954年夏天，泰石桥村张家湾的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人在劳动。他虽然与泥土为伍，但眉宇间透出不凡的英气；虽然穿着朴素，但言语中总有一股知识分子的文气。看到有人经过，他总是和蔼地笑着，空下手中的活，搭讪几句。也经常有人来请教他问题，他总是耐心地帮人解答。
这位老人，当地人亲切地称他“心符先生”，年纪轻些的，唤他“鼎伯”。他就是原嘉兴中学校长张印通先生。他的乳名叫“鼎宝”，除了家人和乡亲之外，很少有人知道。
心符先生自担任嘉兴中学校长以来，在家乡住的时间不多，较长的有两段时期。第一段是因为他辞去联高校长职务，回家探望老母。年迈的老母亲看到久别的儿子，坚持不再放他远行。张印通先生秉性孝顺，遵命侍奉在侧，并推掉了龙泉浙大任教的邀请。第二段是受“左”倾思想影响，他被错误处理，回乡参加劳动学习。
不管是哪一段时期，心符先生都只能在默默等待中度日。他等待的是教育理想被重新点燃，教育才华又有用武之地。令人欣喜的是，第一段时期，因为抗战的胜利，他在家乡等待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前后三年左右，他被重新任命为嘉兴中学校长。而在第二段时期，他却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1951年3月，心符先生被派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学习，被要求投入思想改造，向组织交代自己的政历。1954年7月被迫回乡劳动，被以“地主分子”对待。
面对不公正待遇，心符先生并没有抱怨，而是积极投入劳动，竭力帮助乡亲。事后可以想见，他在忍受孤独时，一定还保持着内心追求，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教育事业。
在乡间，心符先生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得口粮与柴草。冬春的青菜、夏天的丝瓜、西红柿，秋天的老毛豆，都是他自己翻垦土地，种出来的。他对生活是无挂无碍的，隔壁村一户人家发生火灾，他把辛苦劳动积攒下来的钱全部捐给了受灾户。为了支持村里发展畜牧业，他把宅旁自家的一棵老树变卖掉，帮助农户买苗猪。
别无他求，只是等待。一个早年留学日本，学成归来，全心献身教育事业的人，在泰石桥的乡间，等待为自己喜欢的事业再发挥一点余热。
但是现实没有给他机会。1969年的春天，乍暖还寒，原本身体还很好的心符先生，因为天天凌晨外出劳动，患上感冒。随后病情日益加重，感冒转为了哮喘，后送医院，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有效治疗，在无一子女在身边的情况下，与世长辞。
到此，泰石桥张家湾人心符先生画上一个让人悲伤的句号。
心符先生对教育一往情深，也可比于赤子，难以想象他在泰石桥的最后十多年里，是怎样的孤独。那场特殊环境里不幸的感冒，也许是助他以掩其孤往之怀的解脱。
一个教育家不能在校园里从事教育，于他个人而言是可悲的，于这块土地而言是巨大的损失。（有删节）
